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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越探源

2016-05-18 10:01:34 本站原创 江朝栋 【字体: 点击数:

江朝栋

   
    近年来,关于“干越”成了余干人的热门话题。或许是出于对先祖的崇敬与追念,或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希望有人给予解释。一日,几位老友来访,非要我谈谈看法……

一、我们的始祖是何种族?

根据古代文献和古史传说,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古代部落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三苗三大集团。华夏族是由黄帝姬姓部落和炎帝姜姓部落联合而成的大部落联盟,是华夏族最早的基础,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地区。东夷族据说出自太皋,是以太皋、少皋两大部落为主的部落联盟,主要活动在山东、河南、安徽及东部沿海地区。三苗据说出自颛顼,是我国南方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原始氏族部落。

 

干越探源
 

三苗又叫苗或苗蛮、有苗。《吕氏春秋·召类篇》称之为“南蛮”。三苗之名缘自何由?《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后有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代的所谓苗族。史学大师吕思勉认为此说不当,在其《中国史》中说:“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不是种族之名。他的民族唤作”。“这一族人君主虽是蚩尤,人民却是九黎”。从“黎”到“九黎”,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如驩兜系黄帝之后裔,丹朱系尧帝之后,他们都是在率部加入“九黎”后才改为黎姓的,可见“九黎”原先并非全为黎族。所以高诱在《战国策·秦策》中注曰:“蚩尤,九黎民之君。”郭沫若先生认为三苗的三,九黎的九,都代表多数,可以理解为许多错综复杂的部落。

关于三苗人活动地区最具体的记载是《战国策·魏策》引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即是说,三苗人是鄱阳湖、洞庭湖地区的原始住民,并与当地其它种族的土著人相融合,而成为我们有史迹可寻的最早的先祖(黎民)。抚州地区至今还存在大量以“黎”命名的地名,如:黎墟、黎川、黎滩河等,体现了当地人的“九黎”情结。 

二、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又成了“越人”?

尧舜时期,中原华夏集团已经步入了文明的门槛,三苗集团也形成了国家的雏形。如《通典》云:“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县),古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读史方舆记》云:“南距五岭,北界重湖,内抚蛮,外控岭粤,古三苗之地”。可见三苗人活动范围之广。三强对峙,互不相让,各集团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先秦期间即多有“舜伐三苗”的记载。到夏禹时,对三苗的征伐异常残酷,“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见《国语·周语下》,似乎要一举歼灭。彭适凡先生在《吴城文化族属考辨》中写道:“禹征三苗后,史籍上‘三苗’名称不见了,有可能在夏王朝衰落之际,南方三苗的一支后裔号称“越”的民族开始兴盛起来”。“越”,最初是一个文化名称,是华夏人对使用“有段石锛”的人们共同的称呼。有段石锛是类似铲的工具,是在斧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说文解字·戊部》说“戊,斧也”。殷代甲骨文中的“戊”为象形字,形体较多,如干越探源等,就象把斧绑在木棍上,用以砍伐草木、翻土,或作为对付敌人和野兽的砍杀武器。古时“戊”即 “越”,意谓拿着斧边砍边走也。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越人是用“钺”的民族。朱俊明先生在《古越族起源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说:“卜辞中不乏记与越人有关之战事。如‘囗贞,戊不其来’、‘囗贞,戊不其获羌’、‘己巳卜,囗贞:囗方弗允囗戊’,故知戊”亦用作族名。而越人在殷商时代已很活跃,越的形成在早于殷商的夏代无疑”。
 

干越探源
 

须要明白的是:有段石锛与印纹陶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独具特色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今已成为判别越人和越人活动区域的标志性器物。最令我们骄傲的是,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约2万年的陶片,被誉为“天下第一陶”,我们的祖先理所当然地属于越族人。《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虽然此“九江”当时在安徽寿县,但它包括今淮河以南及江西大部。这更具体地证明了鄱阳湖地区西周初期已是越人的活动区域。

越族的种类很多,并非都是三苗人后裔。《汉书·地理志》臣瓒说:“自交址(今越南北部)至会稽(今浙江绍兴),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性”。如《会稽志》曰:“少康(前2015年),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少康属夏禹之后。又如《吴太伯世家》曰:“太伯之奔荆蛮者,自号句吴。荆蛮之义,从而归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与越都是以东南土著人为主而与南迁的华夏人融合的民族。

三、“干越”之名缘自何由?

在我读到的有关资料中,比较可信的答案有两种:

一是认为“干越”族也许是因其住“干栏”而得名。林蔚文在《从武夷山悬棺探讨越族文化》中说:“贵溪仙岩悬棺盖呈屋顶状,在埋葬中又使用了草拌泥填地和木板封门,这些迹象都与营建房屋有密切关系。它反映了此时武夷山区的越人已经惯于栖处巢居”。刘美松教授在《干越续论》中写道:“这里流行着干栏式建筑。清江营盘里遗址曾出土一件陶屋模型,屋顶形状长脊短檐。贵溪墓葬中发现两副屋脊形木棺,其中最大的一副木棺,底部有三对桥形矮足支撑,盖顶作悬山式,中间起脊,两侧平斜,颇似南方越族地区盛行的‘干栏’式建筑。其主要特点是屋顶‘长脊短檐’,有楼房。张华《博物志》记载:‘南越巢居,北塑穴居’。所谓‘巢居’,就是以竹、木在山中搭成屋架,‘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见《岭外代答》卷四)。这种干栏式建筑的流行,和南方越族地区湿热多雨,又以丰富的竹木为构屋材料有关。今壮族(骆越故地)语支称居住的村峒曰‘干’,称房屋为‘干栏’,也许古代的‘干越’族是因其居住‘干栏’式的楼房建筑这一特点而得名的。”

 

干越探源
 

二是认为“干越”族因居住在水边而得名。本地学者王和阳同志在《余干考略》中说:“这干越的‘干’是什么意思呢?从当时(情况)看,越在一带定居后,古余干地区就逐渐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原始居民点,他们聚居的特征因地而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依山傍水’。这样既便于种植、渔猎,又便于彼此之间的交往。因此,在境内大河沿岸相继出现了一批聚落,其中最大的要数干,即今天的 余干镇,因其居于大河下游的水涯处而称为干。在古典上的‘干’释为‘水涯’或‘大水之旁’等。如《诗经·魏风》里有‘寘之河之干兮’。《易经·渐卦》有‘鸿渐于干’等。干位于水陆交通要冲,是百越出入中原地区的咽喉,又是这一带越人的活动中心,因此,商周时期居住在这一带的越族人自称为‘干越’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四、有人提出“干、越融合论”,与史实相符吗?

提出“干人南迁与越人融合为干越”的代表人物是何光岳同志。他在《干越的来源和迁徙》中说:“干人是黄帝的后裔,后迁徙徐州、周代中叶以后又迁临淮,复迁邗(杨州)。前659年吴灭干,从此干人一分为二,一支迁到苏南融入吴人;另一支迁皖南、江西,与当地越人结合,还有越章人,扬越人,融合为干越人”。

 

干越探源

干越探源
武夷山悬棺
 

对此,刘美崧教授在《三论干越》中作了令人信服的批驳,认为何光岳“将音义偶然相近的地名相比附,作为干人(族)南迁的依据,不足取。并以确凿的史实证明,当时“江西境内不存在所谓的“越章人”。尤其荒唐的是,何认定“吴灭干之后(即前659年以后)干人才南迁进入江西境内,与当地越人融合成干越族”。可是他列举的干越人的生活特征,如住干栏,却是丹阳、吴江、清江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木桩和陶屋模型。刘教授还明确指出:“至于干人,当时既未南迁,在山东、江苏居住,”“其时,干人既未迁入江西,并未与当地越人融合为干越,在年代上与吴灭干(前659年)、干人南迁相距六、七百年……”
 

干越探源

干越探源
龙虎山悬棺

彭适凡先生在《论武夷山地区悬棺葬制的族属》中也说:“在吴灭干前……不论吴都姑苏抑或彭蠡以东的余干地带都有越人,而且是干越人活动的足迹,这可从此一广阔地域的考古学遗存和发现,得到启示和证实。”

史学泰斗郭沫若先生在《吴王寿梦之戈》中说:“大抵原来的邗国之灭,可能在春秋之前,至迟亦当在春秋初年。”刘美崧教授在《干越续论》中也多处提到“干越灭亡于吴的时间约在春秋初期以前”。与郭老的看法是一致的。

五、有人说,“余干在历史上不存在‘干越国’。”反驳者说:“这是头顶太阳说黑话。”谁是谁非?

我曾在网上发表拙作,题曰《余干是干越国统治中心》,列举了干越山、干越墓、干越葛絺、干越侯、干越剑、干越亭、干越渡、干越寺、干越八景、《干越志》、干越城、干越路、干越诗等例证,证明了她的存在。拙作发表前,我还曾呈送史学界一位老前辈(老教授为避争讼,不愿透露姓名)审阅。他说:“这一系列例证,你之前无人提出,也难以提出,这是你们地方学者的优势。外地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不知情,怎会相信?我认为这些例证很有价值,尤其是干越山……

明嘉靖版《怀玉山志》曰:“怀玉山古称干越山”。《怀玉山图序》曰:“去县(玉山)一百四十里,趾信(州)而跨饶(州),盘亘三百余里,高四百丈”。今之有关文章的介绍更为具体,她北入皖境,南握闽山,东连浙辖仙霞岭,西向则蜿蜒于玉山、德兴、婺源、广丰、上饶、横峰、弋阳、乐平、万年、余干、余江等县市之间,呈东北西南走向,长三百余里,穿越了赣东北大地。按1983年前上饶地区行政版图计,约占总面积70%左右。北宋大文学家王安石判定,在陆机(261—313年)之前干越山即已立名于此(见《玉山县地名志》),可谓是干越故地名副其实的如山铁证。

清同治版《余干县志》、《饶州府志》载:“族湖亭,在(余干)洪崖乡西湖口。楚负刍(前265223年)时,东南洪水为民患,睢浩奏祭江神……时有老翁曰:‘若祭,当就湖之祖’。问之,曰:‘干越西湖口’。遂作亭致祭”(注1)。据此,我们可以确认,早在战国时期,余干即有“干越”之称,此称应该是干越国所遗。

考古学家彭适凡在《论扬越、干越和于越族对中国青铜文化的杰出贡献》中说:“笔者曾从皖南、苏南和浙北、赣东北部分地区较广泛分布着无圹穴土墩墓以及几何印纹陶等诸种文化因素相同或相近等特征分析,作过如下推论:“商周时期,赣东北和苏南、浙北及皖南地区是自成一个文化系统,同属于一个古代族系的文化。这个族系,应该就是古代的干越。”

著名史学家刘美崧、朱维干、陈元煦、黄现璠等,都曾在各自的论著中指出,“干越国的统治中心在赣东北的余干一带”、“七闽与干越为邻”、“闽越西北有干越”。其论也有证,其判也足据,更兼有上述诸例为凭,夫复何疑!

六、“干越”究竟得名于何时?有无凭证?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笔者遍翻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均未查出其确切时间,现在我们只能借助考古成果试论之。

1973年和1978年崇安县武夷山观音岩和白岩先后出土了两具船棺,随葬遗物有竹、木器和丝、麻、棉纺织品等。1979年秋冬,在贵溪县仙岩发掘了崖墓13座,发现棺木37具,出土了竹木器、陶、瓷、玉、丝、麻纺织品、纺织工具、乐器等文物220余件。

从现有的考古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上看,一般认为这两地的崖墓都应是活跃在武夷山地区越族中的一个分支的越人遗留下来的历史遗址(参见林蔚文先生《从武夷山悬棺葬探讨越族文化》)。因为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埋葬习俗、生活习俗、生产制品工艺等文化现象有着很多的相似与联系,要点有三:

1、崇安白岩与贵溪仙岩的葬式都是将棺木置于距地(水)面30-50米高的天然崖洞之中。这种相似,反映了它们之间在埋葬礼制上有着继承沿袭的共同思想意识。

2、两地棺木所取之材都是楠木,做作方法也相同,都是取两大圆木中间刳空,上下套合,形状虽异,遗风犹存。这种做作方法与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悬棺颇为不同,表现出武夷山地区的悬棺独具的特色。

3、从两地悬棺的制作及丝、麻、棉纺织水平等方面看,贵溪崖墓的出土物,明显是在崇安崖墓墓主们的生产基础上发展提高起来的。

林忠干、梅华全两位学者在分析了崇安、贵溪等地的悬棺葬之后也认为:“承袭关系、埋葬习俗和社会生活习俗的惊人相似,意味着他们是渊源于百越中的一个部落”(见《武夷山悬棺葬年代与族属探讨》。尽管该文认为武夷山悬棺的主人是“闽濮”人,但文中又说,武夷山大王峰升真洞遗址出土的硬陶上的席纹、弦纹、细方格纹、云雷纹与江西吴城出土的相同;釉陶豆的风格与安徽屯溪出土的西周釉陶豆相似。而2011718日大江网载文曾明确指出“干国的大致地域”,吴城与屯溪及建阳以北的武夷山区都包括在干越国范围之内。它的又一证据是,同治版《广信府志·上饶》载:“秦置余干县,有葛兴、葛阳、晋兴等壤。葛阳即上饶县地。建安间,孙权升鄱阳为郡,析余干置葛阳县,隶之。上饶有县自此始”。又据《三国志·孙权传》载:“十年(232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今福建南平市建阳区)(注2)。可见建阳以北的崇安等地在公元232年之前,一直属干越故地。

刘玉堂先生也在《论屯溪西周墓葬的族属》中清晰地论证了屯溪西周墓葬的主人是干越族,屯溪一带为干越故地”(刘美崧语)。

考古学家许智范在《从贵溪崖墓文物看越族文化》一文中写道:“关于贵溪崖墓主人的族属,有同志认为是于越,更多的同志认为是干越,‘于越’乃‘干越’之误”。江西省博物馆的《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认为“干越”的立论依据有三:(1)《大明一统志》:贵溪(原余干辖地)“本越之西境,为越之余地,汉置余汗县”。(2)《淮南王谏伐闽越书》:“越人欲变,必先田余干界中”。(3)《太平御览》州郡部引韦昭《汉书》注:“干越,今余汗(干)县之别名”。

据《文物》(19785期、19806期)载:经碳14测定,崇安观音岩、白岩崖洞墓出土的两具悬棺,分别距今约3840年和3445年。如前文所说,既然贵溪,崇安的墓主们“渊源于百越中的一个部落”,崇安崖洞墓主亦应是干越族。若此推论能够成立的话,干越族的起源当在距今3840年左右的夏代帝扃时期。这个推断,与彭适凡先生说的“有可能在夏王朝衰落之际,南方三苗的一支后裔号称‘越’的民族开始兴盛起来”在时间上也是大致相符的。

朋友们又惊又喜;“依你高论,今上饶市、鹰潭市、武夷山市,正是3800多年前干越史的发端地。同时亦可知,余干建县前还有1600余年文明史”。

我说:“见笑了。我完全是为兴趣所驱使,不知深浅,胆大妄论,希望朋友们多多指教”。

 

                                                                                                                                                                                             2016年元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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